葛兆光，历史学家、思想家，曾任清华大学教授，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。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、思想和文化史。主要著作有《禅宗与中国文化、《道教与中国文化》《中国思想史》《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——从6世纪到10世纪》《宅兹中国——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》《想象异域——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》《何为中国》《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》等。
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，清帝国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皇帝的八十大寿，庆寿活动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，中经圆明园，最后在北京的紫禁城落幕，长达数十天。这一次，除了清朝的满汉文武百官、蒙古王公之外，安南、朝鲜、琉球、南掌、缅甸以及四川、甘肃土司、台湾生番以及哈萨克等使团，都纷纷赶到承德参加这一次盛会。在这一盛会上，各个使团不仅各呈贡物在物产上争奇斗艳，而且也凭借礼仪在文化上较长论短。应该说，在西洋人还没有靠“坚船利炮”真正进入东亚之前，承德以及北京曾经是东亚各国各文化体交汇和表演的唯一平台。虽然在那个时代，朝鲜通信使到访过日本，日本使者也驻扎在朝鲜，琉球国的使团到长崎、江户也到福州、北京，安南使团到暹罗、南掌（琅勃拉邦王国，今老挝北部与云南南部）也到大清，缅甸人和印度人也曾互相来往。但是，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北京或者承德那样，能成为各国使臣一起见面、交流的平台，也从来没有像乾隆八十寿庆一样，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让各国使者从容地在承德、圆明园和北京暗自较量。哈佛大学已故杨联陞教授曾经写文章讨论“朝代间的比赛”，那是说各个不同朝代的“历史”可以互相较长论短，而我今天要讨论的是“各国间的比赛”，这是在同一时间、同一舞台上各国以“文化”来互相观察打量。 在北京和承德，各国比赛的既不是政治，也不是经济。在东亚或者说大中华朝贡圈内，各国的政治位置是早已排定的，就像《大明汇典》和《大清会典》里给各国使团在典礼上排座次一样，大清皇帝、亲王郡王、蒙古王、满汉大臣之外，朝鲜、安南、琉球等等，位秩是不能改变的；进贡的东西也是早已规定好的，一般朝贡不过是所谓“土宜”而已，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贸易，更不是斤斤计较的商业考虑。所以，在这种平台上，各国要比赛的是“文化”，什么是文化比赛的内容？在那个时代，就是比赛对“礼仪”的熟悉、对“汉文学”如诗歌的写作技巧、对“历史”尤其是掌故制度的了解等等。其中，特别能表现“文化”高低的一个侧面，就是“衣冠之制”，就是使团穿的衣冠是否有文化，有历史，有象征意义。 本来，仪节、衣冠、叩拜等只是一种象征。如果说真的还有“中华朝贡圈”的话，那么，这个圈里的各国，主要就是依赖这一套“象征”，建立起来一套复杂的上下、亲疏、远近的等级关系，然后确立“华”、“夷”，建立“内”、“外”，以形成一种“国际秩序”。但是，这一套象征主要还是在朝贡圈里面有效，一旦遭遇东亚之外的国家、文化、民族，他们既不承认也不理解这一套，这些象征就不再能够成功地维系那个“国际秩序”了。所以，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凭借“坚船利炮”力量支撑，来到东方推行那一套国际秩序，这一套依靠文化象征维持的国际秩序就逐渐崩溃。 可是，在这一国际秩序还没有崩溃之前，这套礼仪象征还是东亚诸国承认的传统与文化，对它是否恪守与娴熟，似乎仍然是衡量各国文化高低的尺度。
这一年旧历七月十六日，朝鲜人徐浩修（1736-1799）作为副使，随朝鲜使团渡过大凌河，经朝阳、建昌、杨树沟、平泉、凤凰岭、红石岭，风尘仆仆地赶到承德，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2。在避暑山庄，他们与同样来贺寿的安南国使团不期而遇。这次，安南国使团由新国王阮光平亲自率领，不仅规格高而且人数多，受到乾隆皇帝特别隆重和热情的欢迎。不过，在朝鲜使者眼中，这次的安南国使团有一些异样，因为通常来朝觐的安南使者，服饰与大清不同，却与朝鲜大体相同，“束发垂后，戴乌纱帽，被阔袖红袍，拖餙金玳瑁带，穿黑皮靴”。但稍后徐浩修却发现，这一次来的安南君臣居然在一个最为隆重的场合，改穿了满清服装。一直坚持大明衣冠就是文化正统的朝鲜士人很诧异，便找了机会故意问道，“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？”回答说，“皇上嘉我寡君亲朝，特赐车服，且及于陪臣等然。又奉上谕，在京参朝祭用本服，归国返本服，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”。意思是，穿了大清衣冠服色，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。可是，在徐浩修不依不饶的追问下，据说，对衣冠制度与王朝认同有密切关联心知肚明的安南人，也“语颇分疏，面有愧色”。 冕旒衣冠，在现代人看来，也许只是外在装束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民族风格，或者在正式场合中作为身份标志，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意义。但在古代东亚来说，冕旒衣冠却是“承认”和“认同”的象征，不仅涉及民族（华夷），而且涉及国家（王朝），甚至呈现文明与野蛮（文化）。传统儒家学说所形塑出来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世界，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的象征性，无论是政治上的等级，还是家族内的亲疏，都要依靠衣冠服色来确认，就连王朝的合法性与文化的合理性，也得要靠衣冠来建立。由于大清帝国是由满族建立的，所以，国内很严峻的政治认同，在某种意义上要靠统一穿著满服，才能在表面上得到解决，而国际上很麻烦的朝贡关系，则要靠允许外藩穿著本国服装，来化解文化认同的冲突，或者要借助内属穿著大清衣冠，来表示政治上的臣服。可是，数百年来一直和朝鲜、琉球一样，穿着大明衣冠，象征外藩相对独立的安南，这次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大明衣冠，而低眉顺目地接受了大清衣冠服色，这让始终自觉与大清满族文化隔了一层，打心底里认同大明汉族文化的朝鲜使臣，感到莫名诧异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安南国的君臣要在这个时候改易服色？朝鲜人为什么要这样蔑视与讽刺？ 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是大清皇帝八十寿辰。前一年，乾隆皇帝向臣下说，自己“既逾古稀，欣开八袠”，这是历史上罕见的，就算梁武帝、宋高宗、元世祖这三个皇帝也曾年逾八十，但“其在位不过三四十年”，何况自己的统治“五十余年如一日者，实从古所未有”，加上“统御中外，万国输诚。荒服炎徼，莫不倾心向化，效悃来庭”，“仰赖上天嘉佑”，在文略武功都超迈前代，因而他同意操办盛大的万寿庆典。在这一年初，他颁布了万寿恩诏。对内，不仅宣布蠲免天下各直省应征钱粮，对天下五世同堂的家庭给以恩赏，给内外满汉文武各官加一级，还要对满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加以旌表。对外，则在乾清门颁赐万寿恩诏给化外的朝鲜、安南、琉球、暹罗、南掌等国，让各国都派祝贺万寿使团，以示隆重。按照清廷设计的日程表，从七月初七起，万国使节无论内属外藩，先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“大皇帝”，在那里举办一系列的庆贺活动。 这一次来的外藩使团中，安南国使团最引人关注，这是因为安南新近册封的国王阮光平（原名阮惠）要亲自率团前来祝寿，这让乾隆皇帝格外兴奋。从前一年开始，乾隆就反复叮咛军机大臣以及负责安南事务的封疆大吏福康安，一会儿交代使团不必在初春动身，免得进关太早在北京勾留太久，国内事务繁多无人照料；一会儿交代福康安亲到边关迎候，并陪同上京；再过几天他又交代，如果安南使团“瞻觐情殷，不妨令其早行赴阙”，过了半月又嘱咐，明年安南国王阮光平来朝觐时，沿途接待相见时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礼仪。当他听说，阮光平的母亲年已八十，曾让人到京采购人参时，还特别赐给人参一斤，并吩咐沿途地方官员，在安南国王三月动身进京的时候，“道路遥远，正值天气炎热之时。自应缓程前进，不必过于趱行”。还特别说到，因为阮光平以国王身份怀至诚之心前来，所以“国王到京朝见时，大皇帝欲令国王行抱见请安之礼”，他还特别强调，能和大皇帝行抱见请安之礼，“此系逾格施恩，天朝大臣内懋著勋劳者，始能膺此异数”，因而还宣布要赏赐给他衣冠鞓带，据说，通常外藩国王只是红鞓，但这次大皇帝会赏赐给他金黄鞓带，“天朝体制，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”，这是要让他知道“邀此隆礼，实为希有宠荣”。就在阮光平快要到达的时候，乾隆还特意让礼部左侍郎德明“前往良乡迎迓赐茶”。 “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”，得到册封的安南君臣也表现出相当郑重和谦卑，新国王阮光平不仅表示，要率领儿子阮光垂、陪臣吴文楚等百人的团队一同赴承德，而且准备了丰盛的礼物，并让随同前来的大臣潘辉益，事先撰写了《钦祝万寿词曲十调》，“先写金笺，随表文投递”，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大清皇帝的忠诚，说是要以乾隆皇帝“为师为父”，并且希望大皇帝特别开恩成全。这让乾隆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声说“王既以父视朕，朕亦何忍不以子视王”。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，阮光平率队启程，四月十五日进入大清境内，开始了有史以来安南国王的第一次中国祝寿之旅。 “统御中外，万国输诚。荒服炎徼，倾心向化”，这是乾隆皇帝晚年的理想。乾隆五十五年他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如此格外厚待，可能就是出于他希望成就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，而不愿意周边再生风波的缘故。然而，阮光平对大清皇帝效忠输诚，表现得这样谦卑恭顺，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不妨先看这一段历史。汪承霈所绘《十全敷藻》图册中有一幅，画的是被西山阮氏推翻的安南前国王黎维祁弃国北上，在承德避暑山庄编入汉军旗下，改易服色穿了大清衣冠的景象。 这是另一个安南国王。三年前也就是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，这个安南国王黎维祁被崛起的西山阮文惠赶出东京（即安南都城），无奈之下只好出奔大清。第二年（1788），应黎氏的反复请求，两广总督孙士毅禀报乾隆，并奉旨进兵，清兵分四路进入安南，其中最重要的是粤、滇两军，粤军由孙士毅统领，滇军由富纲统领。出兵的理由，是“以黎氏守藩奉贡百有余年，宜出师问罪，以兴灭继绝”。当时，据说新兴的西山阮惠兄弟曾多次向清廷“叩关请贡”，并且表示由于黎维祁“不知存亡”，所以请求改立黎维【示＋堇】为国王，暗示自己并无改朝换代的意思。但是，阮氏的恳求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回应，清廷仍然支持黎氏，并断然采取临时措施，为避免“册封往返稽时”，先让礼部铸印、内阁撰册，等到一旦恢复京城即再度册封国王，表示对黎氏的承认，而且还抨击阮氏“逐主乱常”，声称大清是“字小存亡之道，仁至义尽，实史册之仅见”。这一年十月，愍帝黎维祁借助清军力量，一度收复安南都城，为此孙士毅得到乾隆的表彰，要赏给红宝石顶及公爵，“一俟红旗奏到，再加赏四团龙褂及黄带紫缰”，而黎维祁受册封后，就表示要在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大寿时，亲去北京祝贺，虽然大清早就知道这个国王“竟系一萎靡不振之人”，但无可奈何之下，也得到了乾隆的首肯。因为乾隆皇帝把这一恢复黎朝的举动，当成自己伟大的业绩，“于字小存亡之体，已为尽善尽美，不特书之史册，足以超越千古，即外藩属国，闻之亦当同感畏”。 但是，出人意料的是，第二年（1789）正月初，阮惠发动反击，在青池打败清军，孙士毅在许世亨的帮助下，渡过浮桥到达富良江北岸才得以生还，但由于浮桥中断，广西提督许世亨、总兵张朝龙、尚维升，连同知府岑宜栋及七千清军大部战死。虽然孙士毅在想乾隆禀报的时候，有意隐瞒战事失利的严重性，还说大军全身而退，让乾隆以为“总以完师撤回，善全国体”，但实际上，八千七百余人仅有三千多人陆续归队，只有富纲的滇军没有太大损失。这时乾隆已经明白，这次安南之役实在是因为孙士毅的“调度乖方”而一败涂地。而大清扶持的国王黎维祁，也只能再度逃到大清，乞求保护。黎氏自庄宗复兴以来，十六代二百五十七年的政权，也从此宣告结束。 在改朝换代的这一年中，阮惠（此年改名阮光平）尽管席卷了几乎整个安南，但还是一再向大清帝国请和请封，并屡次遣使入清并买通代替孙士毅的福康安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阮光平派了他的弟弟（一说是侄子）阮光显“赍表入贡”，声称自己和黎氏的安南是“敌国”而不是“君臣”，还谦恭地声明，这只是“蛮触自争，非敢抗中国”，并表示明年也会亲自到中来朝贡。五月，经过反复权衡，决定采取现实外交策略的清帝表示，“（黎）维祁再弃其国，并册印不能守，是天厌黎氏，不能自存”，终于同意阮光平的要求，册封他为安南国王。并在夏天下令，让到清国的黎维祁薙发易服，“赏三品衔，令同属下人户来京，归入汉军旗下，即以维祁为佐领”，前面提到的那幅《十全敷藻》中黎氏觐见乾隆图像，就是描写的这一情景，而画在汪承霈《十全敷藻》中的平定安南伟大战役，居然是这么一场屈辱的败仗。 黎维祁是个亡国之君，虽然改易服色归顺大清，总归不能算在乾隆伟大的文治武功之中，真正要算数的，还是那场与“篡国”的西山阮氏之战，以及西山阮氏最终归顺大清的结果。关于这场战争，大清帝国不仅留下了《清实录》里的文字记载，也留下了《平定安南图册》这样的图像资料。据《清宫内务府造办档案》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记载，当大清与阮氏达成协议，阮光显终于到北京觐见皇帝之后，乾隆总算转怒为喜，曾经召集姚文瀚、杨大辛、贾全、庄豫、德黎明、伊兰泰等人，“用宣纸各画一张（《平定安南战图》）”，而武成殿则专门令姚文瀚、贾全和伊泰兰起稿并呈御览，画《平定安南战图》一张，“高一丈二尺八寸，宽一丈二尺六寸，用绢画”。显然，他是试图把它当作一场伟大胜利来记述的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如果仅仅看清朝方面的文字记载和图像资料，由于它只是描述孙士毅率部进军的上半场，却不记载后来大败而归的下半场，观看者会以为，这是大清帝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道义上的一场完胜。比如《嘉观訶户之战》中“会合夹攻，剿杀不可胜计”，“持危治乱原出正，箪食壶浆多顺迎”、《三异柱右之战》中“生擒已降复叛之陈铭柄，解赴军营正法”，“诚喜国威延世将，名勋思克有元孙”，《寿昌江之战》中，说“阮兵猝不及防，伤死不计其数”，“将领前驱众军奋，嘉其同是汉军人”、《市球江之战图》则说，“剿杀数天，生擒五百余人”，“临下居高彼颇炽，出奇制胜我成功”，《富良江之战图》更说“全军渡江，……不攻而克”，“酬忠抚顺遵王道，无事佳兵垂吉祥”。最后，历史图像突然跳到《阮惠遣侄阮光显入觐赐宴之图》，却画的是乾隆五十四年阮光显到北京朝觐乾隆。看上去，是大清帝国高高在上接受藩属的“输诚”，保住了天朝的尊严，但实际上却是胜利者西山阮氏为了现实考虑，以表面的“事大”换来“册封”，也就是政治合法和军事安定。 能够赢得阮氏求和，乃是安南方面的战略主动。阮光平明白乾隆只是“视强弱为左右耳，存黎之举，非出本心”，一旦攻守逆转，大皇帝自然也会顺水推舟。为赢得大清帝国在政治的承认，安南新政权只要作出“竭忠输诚”的样子就可以了，所以，阮氏并不很看重象征层面的“宗主”与“附属”、“天朝”与“小邦”的分别。虽然先行去北京觐见乾隆的阮光显并没有急于表示忠诚而改易服色，但表示忠心的奉承话却说得相当高明，在北京乾隆皇帝接见的时候，他说，阮光平由于被大清误会，“寝食不宁，而一腔心事又无从表白”，还说“我们小国人都知敬天，大皇帝即天也，若得罪于天，则祸及其身，灾及其国”，如果“大皇帝准其投降，恩同再造，当谨修职贡，附于藩封之末”26。而第二年到承德贺寿的阮光平更是准备了一连串让清帝欢喜的举动。这让急于安定天下凑成“十全武功”的乾隆很高兴，在阮光显来北京时，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“谁能不战屈人兵，战后畏威怀乃诚。黎氏可怜受天厌，阮家应兴锡朝祯。今秋已自亲侄遣，明岁还称躬己行。似此输忱外邦鲜，嘉哉那忍靳恩荣”。然后，他就急切地等待着明年阮光平亲自来朝见，新的安南国王亲自前来承德，祝贺大皇帝八十大寿，加上什么缅甸、琉球、朝鲜使团和蒙古亲王，这才可以证成自己文治武功的名声不虚27。其实，后来标榜的这十全武功中，安南之平定这一役得来最为侥幸。这连乾隆自己都很清楚，在《补咏安南战图六律》的序文中他就说到，安南“非如伊犁、回部、金川、台湾之始以战而终以成功也”。他虽然勉强解释成是“不战而成功”，就像“不战而屈人”一样伟大，但他也承认，一连串的偶然因素，加上“阮惠因有此过而畏罪求降”，使得“不劳一旅以定海邦，是皆昊运旋转”，不是“人力所谋”而是“天也”。 承德。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初九，安南国王终于如期而至。 这里顺带说一个插曲。在《清史稿》中记载，阮光平到热河避暑山庄祝贺乾隆八十寿辰，“班次亲王下，郡王上，赐御制诗章，受冠带归”，记得十分简略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史臣又特意补了一句，说“其实光平使其弟冒名来，光平未敢亲到也”29。越南某种记载更说，到中国朝觐的不是阮光平本人而是范公治，《大南实录》正编第一纪卷四记载，这一年三月阮光平“使人朝于清，初，惠既败清兵，又称为阮光平，求封于清，清帝许之，复要以入觐，惠以其甥范公治貌类己，使之代。令吴文楚、潘辉益等俱。清帝丑其败，阳纳之，赐賫甚厚，惠自以为得志，骄肆益甚”。 不过，这个奇特的故事也许并不可靠，阮光平确实是到了承德和北京的。在中国境内，安南国王从四月十五日入关起，走了近三个月，在七月初九到达承德，比朝鲜国王李蒜、南掌国王召温孟、缅甸国王孟陨派出的使团、四川甘肃土司和台湾生番代表都到得要早。从七月之后安南国王和他的使团的祝寿活动，中国方面资料并不那么详细，但因为有朝鲜与越南方面的资料如李朝官方的《实录》、安南使臣潘辉益的《星槎纪行》等的记载，却相当清楚。综合各种记载，可以把安南使团的行踪排列如下： 七月十一日，安南使团在热河行宫，以臣藩之仪拜见乾隆皇帝，国王“班次在和硕亲王之次”，被放在很隆重的位置。乾隆写了《安南国王阮光平至避暑山庄陛见诗以赐之》云：“瀛藩入祝值时巡（一作迎），初见浑如旧识亲。伊古未闻来象国，胜朝往事鄙金人。九经柔远祗重译，嘉会于今勉体仁。武偃文修顺天道，大清寿（一作祚）永万余春”。这一天，安南的大臣潘辉益“奉御赐国王诗章，奉旨和进，奉硃批‘诗亦佳妥’”；七月十三日，在乾元门“奉侍御阅文武选”之后，安南使团被特别招到内殿，“经淡泊敬诚殿、入便殿，诣四知书屋”。 七月十四日，“奉颁国王与陪臣冠服，奉御诗题扇颁示。恭和进览。奉赏大缎一卷，笺纸二卷，笔墨各二匣”。乾隆所赐与的“冠服”包括：“红宝石顶，三眼花翎；凉帽一；黄马褂衣袍一副；金黄带荷包全副；四团龙补服金黄蟒袍一副；纬帽一；珊瑚朝珠一盘”。到第二天，朝鲜使团才到达热河。 接下来，就在七月十六日。这一天，乾隆皇帝“侍宴清音阁”，安南君臣经过勤政殿，诣五福五代堂。就是在这一天，他们呈上《钦祝大万寿词曲十调》，并请求大清皇帝允许他们穿着满清衣冠朝见，使得乾隆皇帝格外高兴，写下了《安南国王阮光平乞遵从天朝衣冠，嘉允其请，并诗赐之》，而安南君臣则“奉穿戴天朝冠服，惕然感怀”。潘辉益有诗云：“圣心覆冒视如一，朝服焜萃品在三。逐殿观光频荷眷（一作宠），清宵顾影独怀惭。幸将文字尘隆鉴，惊受冠绅沐渥覃。梵境不知身几变，且凭天宠耀軿南”。而武辉晋更写了一首《被带新颁冠服偶成》“衮衣重觐热河城，盈耳钧韶去岁声。周宝频叨天九渥，虞章还窃品三荣。亦知圣眷非常得，自笑凡身几变更。正拟归装珍袭处，班堂戏舞献桃觥”。大概就是这几天里，他们与朝鲜、琉球、南掌、缅甸等使团相遇，与朝鲜文人徐浩修、李百亨、柳得恭和朴齐家等，有不少应酬与唱和。七月二十日，各国使团启程，自热河奉旨先回圆明园待驾。二十六日到达，到二十九日，皇帝驾到，“迎候道左”。此后的八月初一至初十，在圆明园“连侍宴看戏。每夜四更赴朝，候在朝房。卯刻，奉御宝座，王公大臣，内属蒙古、青海、回回、哈萨克、喀尔喀诸酋长。外番安南、朝鲜、缅甸、南掌、台湾生番诸使部，排列侍坐。未刻戏毕。除赏赍珍玩外，日三次赐食，二次赐饮，内品中次赐蜜品，率以为常。”其中，八月初六还乘船从御沟，经福海、苇洲，登方壶胜境。初九，又到万寿山昆明湖。 八月十二日，参与大典，祭祀天、地、太庙、社稷之后，贺万寿节的活动结束，皇帝启程，自圆明园经西华门回到皇宫。八月十三日，乾隆在太和殿，接见文武百官以及蒙古、回部、安南国王、朝鲜、安南、南掌、缅甸等国使团以及金川土司、台湾生番，甚至还有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的弟弟多索里苏勒坦，接受他们的万寿贺表，行庆寿礼仪。安南君臣都参加了这一盛大庆典，而且特别被安排在“亲王以下，郡王以上班次一体行礼”。而朝鲜等国使团因为不是由国王率领，则“照例在百官末行礼”。到这时典礼大体结束，所以，八月二十日，乾隆赐旨归国，“赐宴于光明正大殿。奉特宣至御座旁，亲赐玉饮”。潘辉益写诗感怀曰“丹庭奏韶頀，恩旨从天来，礼官呼潘武，应有起出班，五中喜且惧，傴偻登殿阶……”八月二十二日，安南使团“奉旨自西苑公馆登程回国”。 其中，让朝鲜使臣愤怒不已，让琉球、南掌使团生出鄙夷的安南君臣改易满清冠服事件，就发生在七月十六日。 在乾隆八十寿庆时，对于各级人士的服饰有明确要求，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卷二九六记载“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，王公百官，于八月初一日起，至二十一日止，俱穿蟒袍补服”，而所谓补服，同书卷三二六记载，亲王的“补服，色用石青，绣五爪金龙四团，前后正龙，两肩行龙”，而郡王则“补服，绣五爪行龙四团，两肩前后各一”，而本来对各个外藩朝贡使团的服饰也按照历朝常规，自有规定，“贡使暨从官各服本国朝服”，并不强求他们改易大清衣冠服色。 尽管乾隆皇帝对安南国王相当恩宠，但对衣冠制度却也十分介意。乾隆五十五年三月，也就是阮光平即将动身的前夜，乾隆皇帝收到负责安南事务的福康安奏文，知道阮光平“欣慕中华黼黻”，曾派人在湖北汉口购买蟒袍，觉得很高兴，“自系该国王心慕华风，有到热河后，随众更换中国衣冠，并表其恭敬之意”，后来一想觉得不对，原来所谓汉口买的蟒袍并不是满清衣冠，却有可能是汉家衣冠甚至是戏台上的汉家衣冠，便急急忙忙下旨，痛斥福康安糊涂，“试思汉制衣冠，并非本朝制度，只可称为圆领，何得谓之蟒袍，更何得谓之中华黼黻乎？”他断定是福康安不谙文义，任由手下那些“庸劣幕宾拟写折稿时随手填砌成文”，所以非常“烦懑”。 乾隆对于这种服饰上的小节如此注意，表明这种衣冠制度在满清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。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，对于满族贵族的权力与满族文化的主导，清代皇帝始终很注意，而衣冠之制，人所共知的是，从清初入关起，他们就强调天下应当“剃发易服”，表示遵从大清正统，另一方面其实他们恰恰是受到汉族中国政治观念的影响，觉得“改正朔，易服色”对于政治合法性实在太重要。因此，尽管安南国王表示愿意改易衣冠，遵从清制，但是，乾隆皇帝仍然很不放心，觉得如果放任安南国王自己采购所谓“中华黼黻”，误穿了汉服，也许会坏了规矩，所以反复叮咛再叮咛：“该国王若果实有此意。朕必格外加恩。锡之章服。不但照亲王品级。给予红宝石帽顶。四团龙褂。并当如阿哥服色。赏给金黄蟒袍。用示优异。该国王闻之。自必倍加欣跃。朕意其国俗向沿汉制。衣服及蓄发。断不可改。若两用之。实亦无妨。著福康安酌量情形。并将所寄制蟒袍式样进呈。是否与天朝制度相仿。若该国王原无欲改章服之意。则阮光显所购内地蟒袍。亦难改造。谅不过羡慕华服耳。”
可是，身上穿着大明衣冠，心里鄙夷大清制度的朝鲜文人。一方面很瞧不起安南人这种为了现实利益而摒弃文明的妥协策略。在事后李朝朝鲜的官方记录中，就讽刺朝鲜君臣虽然得到“皇帝大加褒美”，但是“其人虽解文字，而貌甚孱劣，俱着戏子蟒袍”。一方面又以标准的藩国礼仪而自豪，他们看到乾隆皇帝面对安南国王说，朝鲜的奏表咨文“字画整齐，纸品洁精，朝鲜事大之节，敬谨如此，可作他国之师法”，也心中着实得意。但是，当时亲见安南君臣的柳得恭，则在《热河纪行诗》中讽刺安南国王沐猴而冠，穿满洲衣冠，诗中说： 戈船万舳振皇威，南国君臣叩谢归。三姓如今都冷了，阮家新著满洲衣。 前面提到的徐浩修，不仅仔细观察了满清衣冠制度，记载了安南君臣的改易服色，而且笔下充满瞧不起的意味，他说，他们买通了福康安，由福康安教他们礼仪与应答，面对乾隆的时候“谄鄙之态，无所不为”，他还引用和珅之子的话说，“安南人决不可深交”，就连清朝官员也在背后骂“阮光平，真逆贼”，仿佛中朝双方文人都很鄙夷安南君臣，其实，这是因为在朝鲜文人看来，“著满洲衣”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这不仅意味者政治的臣服，而且意味着文明的背叛。《李朝实录》中曾记载说“安南内讧，厥由光平，而始既兴师问罪，旋又夺此与彼者，殊非讨有罪继绝国之道。故燕京之人，显有不平之论”，其实，“不平”的更是朝鲜人。让我们看一段历史，安南、朝鲜、琉球在过去都是以大明衣冠为荣耀的，这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象征。早在明代万历年间，朝鲜使者李晬光，就曾经在北京见过朝觐的安南使者，他们同样承认自己奉大明正朔，所以，朝鲜使者李晬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“皆着中国冠服”。不仅是朝鲜和安南，就是半心半意向大明王朝输诚的琉球也是如此，1609年琉球国王致朝鲜当政的光海君信中说到“敝邦与贵国??同称臣于天朝”，他特意提到获得天朝颁赐衣冠的事情，“敝邦尔年，荷天朝颁赐冠服，袭封王爵，始能与贵国（朝鲜）締兄弟之雅，同藩天朝”。所以，到大明朝觐的琉球使者蔡坚，与朝鲜使者李晬光、安南使者冯克宽一样，也都是穿着中国衣冠的。 穿着中国冠服，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国周边藩属国的传统与规则。从明代承认李朝朝鲜以来，李朝朝鲜就有所谓“事大”策略，这种“事大”的策略成为“尊明”的习惯，“尊明”的习惯历经数百年更成为“文明”的传统，汉族的大明衣冠成为唯一的“文明象征”，甚至到了中国明清易代之后，这种“尊明”的惯性仍然支配了他们的观念，也影响到他们的习俗，所以“大明衣冠”是一种不可替换的正式冠服，这一直延续到大清时代。 可是，在乾隆八十寿辰的庆典上，安南阮光平君臣却改变了这种传统。 安南君臣在承德为乾隆八十大寿贺寿时，主动改易大清衣冠，本来也许并不能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，可是，这一看来并不重要的改易衣冠事件，却引起大清皇帝、安南君臣、朝鲜使臣三方的紧张，也呈现了大清、安南与朝鲜在文化或政治上的角力。因此，在这个发生在朝贡体制末期的故事中，也许，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—— 第一，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很多，“易服色”也是常见的事情，但为什么衣冠辫发，在清代会成为如此敏感的问题？不仅内部的满、汉在这个问题上冲突，外部的朝鲜、安南和琉球也为此纠缠。那么，东亚诸国对于大清帝国，是否一直有文化上的鄙夷？大清帝国处理“内部”秩序的手法，为何不能成为处理“外部”问题的方式？ 第二，安南与大清在这一回合的斗智与角力，体现了“朝贡国”（外藩）与“宗主国”（天朝）什么样的关系？如何看待这种朝贡体系内的国与国关系，它与西方的“殖民体系”有什么不同？对于安南来说，朝贡、册封、贺寿、易服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 第三，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东亚诸国，以“记忆中的大明”为中心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取向，在清代有什么新变化？是它否会导致这样的后果：一方面东亚诸国以“汉唐中华文化”之正脉（小中华）相标榜，一方面东亚诸国以“自我中心主义”建立各自国家的独立文化与认同。这是否导致了“历史中国”与“现实中国”，“文化中国”与“政治中国”，在东亚各国的观念世界中，日益成为两个不同的形象或印象？ “万国衣冠拜冕旒”，是杜甫《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》诗中的一句，呈现了他对大唐繁华的喜悦与对长安兴盛的感慨。在杜甫的那个时代，唐代长安几乎是一个“世界中心”，它的文化感召力对周边有很强的吸引力与辐射力。但是，大清乾隆时代虽然依靠武力平定了周边，“东极三姓所属之库页岛，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，北极外兴安岭，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，莫不稽颡内乡，诚系本朝”57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，也在承德的万寿盛典上，聚集了周边各国各方的使团，但它的文化感召力是否还能如同汉唐盛世？原来仰慕汉唐的东亚诸国对中国，是否还像杜甫所说的那样，“万国衣冠拜冕旒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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